摘要：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逆全球化”思潮冲击了世界经贸秩序，使原本就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因此遭受了进一步的负面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在2019年就已经降至十年来最低水平，而2020年更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陷入罕见的负增长。当前世界经济走势面临持续下滑趋势，究其内在因缘，主要是世界市场上潜在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空间受限而创新动能不足。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与比较优势学说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又阻碍了世界经济转向内涵型增长模式，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开辟。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需要破解比较优势理论导致的后发国家被“低端锁定”难以发展的状态，从而在世界范围推动增长动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比较优势 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理论 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2019年，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给全球贸易与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在年内连续五次调低对于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联合国发布的《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2019年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增长最慢的一年，世界经济增速降至2.3%。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世界经济增速跌落至负数，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有中国维持经济正增长。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制造业活动的大幅放缓只是停留于现象表面的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旧力已尽”而“新力不足”的困境。这一困境凸显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过去几十年的“超级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比较优势理论相结合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席卷和渗透的力量，成功地把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吸纳进来，世界市场规模与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到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水平。所谓“旧力”主要是指利用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模式创造的全球经济规模扩张与生产力快速提升。旧增长模式受到世界市场潜在可拓展规模的限制，显然不可持续，迫切需要转变增长模式。只有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后疫情时代推动世界经济转向更可持续、更加包容、更有活力的发展方式，才能带领世界经济跳出“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长期停滞状态。
以探索和培育经济全球化新动力为方向，本文从国际贸易与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首先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与理论问题，指出正是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受比较优势学说的影响，导致无力实现世界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因此，世界经济治理模式亟待变革；其次，从理论层面上对国家发展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性理论进行探索，强调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以促进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可以消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局限性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提出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为经济打造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最终实现全球化从外延型向内涵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立足于生产力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层面，解构当代西方话语“陷阱”，提出推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重回政治经济学领域，构建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探索包容性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实践路径和发展方向。
二、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与理论问题
（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通过市场交换行为在世界市场上远距离流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趋势（栾文莲，2018；莱恩、苏珊珊，2019）。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在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主要表现为商业资本主导下的殖民主义扩张；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兴起于19世纪上半叶，中断于20世纪初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兴起以及对世界进行瓜分的浪潮，其间产业资本崛起取代商业资本，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本轮全球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特点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率先开始放松管制，大型跨国企业、垄断金融资本和信息领域的技术突破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将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作为全球化的内涵对外输出，促使发展中国家转变发展战略。本轮经济全球化期间，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方向持续发展，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才开始遭遇阻力。西方国家在危机后复苏缓慢，催生了西方社会内部日益强大的反全球化声音，使得2019年以前的几年时间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正在呈现出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1978年至2018年间，全球财富持续积累，以GDP计算的世界经济总规模增长了3.14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3%。国际贸易的繁荣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数据上看，商品贸易占GDP的比率从1978年的28.13%增长至2018年的46.23%。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的降低有效促进了国家间的贸易往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关税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从1994年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后，世界平均关税水平更是从8.6%持续下滑至2017年的2.6%，其间工业制成品关税下降幅度更大，从8.7%下降至2.1%（赵勇、杨沐纯，2019）。与此同时，世界市场上的资本流动性大幅上升（见图1），2016年全球FDI净流入达到2.75万亿美元的峰值，较1978年增长了81.62倍。随后受到发达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思潮的负面影响，全球投资陷入低迷，到2019年全球FDI净流入降至1.63万亿美元，但较1978年仍增长了48.34倍。最后，跨国公司的兴起推动了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价值链分工转变，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例大幅上升。
世界资本流动性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刘卫东等（2017）。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正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使得以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动力被减弱，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大。而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向长期停滞的方向滑落，更加剧了本轮全球化潜藏的消极面，其负面作用已逐渐暴露出来。大量研究表明，本轮经济全球化产生最主要的负面效果，是全球化收益在国家间与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与社会两极化（佟家栋等，2017；徐坚，2017；苏立君，2017）。纵观OECD国家，自1985年以来，可获得数据的22个国家中有17国的基尼系数都已经显著上升（见图2）。斯蒂格利茨（2017）指出，美国已经变成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其他国家越是模仿美国经济模式，结果越是与美国趋同。也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对反全球化运动的支持，在本质上是反对经济全球化中金融资本主导利益分配导致的贫困扩大化，以及反对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处置不力（栾文莲，2018）。而导致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正是本轮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斯蒂格利茨，2002）。
OECD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迈克尔·雅各布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2016）。
（二）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指导思想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
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源于社会化大生产超出国界的限制，经济当事人在巨大的生产力面前越来越需要从国际上寻求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市场，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小企业及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以往经济全球化指导思想的核心在于以资本作为开路先锋，通过赋予资本更大的自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超越国界蔓延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全球零散的经济体整合为一个整体。古典经济学作为支配国际贸易的最早经济学理论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下半叶形成于英、法两国，主要代表为英国的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弗朗斯瓦·魁奈等。其在19世纪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思想，影响力扩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古典经济学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认为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间的相互作用。古典经济学作为着眼于资本在时间和空间范围进行拓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于开拓世界市场和加速经济全球化功不可没。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经过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等学者发展和完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克服古典经济学弊端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并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随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从经济学理论领域向政策和意识形态领域扩散，在推动和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把资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尽可能扩展到了全球每一个角落，并借此突破“滞胀”现象，在世界范围重新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此后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主导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行为模式和政策选择，掀起了第三轮全球化的浪潮，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市场至上主义”经济改革，限制了政府对私人企业决策的干预，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推动下，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开始在发达经济体与后发国家间出现，诸如“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拉入国际分工的体系中，即使他们并不全盘采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发展政策，但是出于工业化和提高国家生产能力的需要，仍然会在政策上主动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行为进行配合，承接相关产业资本和技术的进入这种配合也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越是落后的地区，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转移的过程中受到的这种渗透越强，越容易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资本技术增密的过程，资本稀缺往往是落后地区工业化最大的障碍，于是渴望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转移，跨越早期艰难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开启工业化。在早期资本稀缺的环境下，FDI的大幅流入很快会影响经济基础的构成，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向资本来源国的方向调整，从而保障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顺利开展。这样一来，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流入，后发国家就会减少对新自由主义的排斥，接受其对经济全球化施加的影响。并且，受影响越深的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具有的负面效应表现得越明显。。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资料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开启并维系着经济全球化。
然而，世界市场范围和边界的扩展存在物理空间的极限，而全球对生产力增长的需求则永无止境。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经济政策是最大程度放松管制并纵容资本流动，从而各个国家间的经济与贸易往来和相互间的联系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导致世界市场上的外延型经济增长空间不再充裕并受到极大限制。受上述局限性的影响，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支配下的国际秩序推动者无力再兑现其理论上的增长承诺，反而朝着零和博弈的理论困局方向跌落。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随后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与矛盾频发，均反映出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其过度市场化的理论和政策导向早已弊大于利（陈玲，2017）。许多研究认为，近十几年来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不平等现象加剧、虚拟经济规模暴涨等问题，以及长期以来不断落入“发展陷阱”沦为依附型经济的国家数量不减反增的现象，均是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乔姆斯基，1999；周文、方茜，2017；李其庆，2003）。
贸易是承载资本流动的物质条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样服从于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为强化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力量并不断为开辟世界市场提供便利条件。比较优势可谓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之一，从大卫·李嘉图到伊·菲·赫克歇尔和贝蒂·俄林，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变体一直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待到新兴贸易理论出现以后，虽然提出了利用规模效应等因素开展国际分工的新方式，但在新兴贸易理论开创者保罗·克鲁格曼主编的最新版《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基准的贸易理论模型。在最新出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文献中，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证比较优势理论的各种翻版与模型拓展。正是因为比较优势有利于先发国家的资本积累，故而一直被用来描述与指导生产的国际分工与构建世界经济格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示例作用导致发达国家对工业化道路的“强制最终解释权”，加上新自由主义与比较优势理论共同构造的后发优势与经济趋同的“幻觉”，使得广大后发国家纷纷基于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并融入世界经济，与先发国家的需求一拍即合。然而，这种最初从几百年商业殖民主义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贸易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贫穷的理论”，后发国家一旦服从安排就只能专注于生产力增长缓慢的行业，从而被锁定在幼稚状态，专业化于贫困（张夏准，2009；赖纳特，2007；赫德森，2009）。
毕竟，在殖民时代，宗主国永远不会比殖民地发展得更为缓慢。现实也是如此，过去几十年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穷国不仅未能通过比较优势实现与富国的趋同，反而落入了各式各样“发展陷阱”，在国际经济格局上形成“中心-外围”结构，使后发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先发国家从而丧失赶超的机会。从现实看，仅有的几个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案例都是未严格遵守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经济体。行至今日，当发达国家即使保持着不对称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却仍面临经济发展减速下行的困境，更遑论继续引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被比较优势理论所构筑的国际分工与经济格局所束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无力从根本上突破发展的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已越来越凸显，其不但在合理性与正义性方面受到挑战，并且在实践上影响和制约了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
正如McNally（2011）所指出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具有明显的缺陷，其扩张规模不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在它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国家市场被迫开放，公共资产被迫私有化，必然引发一场新型的圈地运动，使无数农民失去土地。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一波新的移民潮，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损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他认为，这种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然导致全球经济走向衰退和不稳定。
（三）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源于推动世界生产力水平再上台阶
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在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发展。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所提供的，而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大为这种增长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生产要素和产品需求。工业革命以来，在逐利资本的推动下世界市场打破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或地区间的界限，最终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下将边界几乎扩展到地球上人类活动的每一个角落。至此，世界市场规模与范围快速扩展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原本以外延型生产力发展方式获取经济增长的空间日益缩小，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越来越转向依靠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来提供。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力增长方式从外延型到内涵型的重大转变，才能趋利避害地采取有效政策推动世界生产力水平再上台阶。因此，支撑新型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学理论尤为需要实现根本性变革。
在当前世界经济新的历史背景下，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原因在于高素质劳动力再生产在原来的发展逻辑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对于生产力的内涵式增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引致的过度市场化倾向将资本的逐利性空前地强化，大大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结果在发达国家内部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而劳动工资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质量下降，国内劳动力素质上升速度再也无法跟上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形成“工资降低——劳动力素质降低——工资更低”的恶性循环，经济越来越空心化，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借助比较优势学说形成的静态“中心—外围”格局不断固化，发达国家可以从发展中国家提取经济剩余和吸引优秀的人才流入，从而以更低成本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高质量劳动力人口规模（Smith，2016；翟东升，2019）。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发达国家内部高质量劳动再生产恶性循环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外围国家人力资本也因此难以完成积累，产业、经济无法向更高水平转型升级。最终将从整体上导致全球价值创造能力下降、生产力水平停滞。
当内涵型增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方式时，也意味着伴随着新型经济全球化推进，各国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换言之，提高发展质量是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各国共同的努力方向。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形成内涵型增长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即传统工业化发展路径和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前者主要是针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尚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边缘国家。这些国家一旦敲开工业化的大门，结构转型毋庸置疑会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更大上升空间，带来新一轮的增长。对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创新是提升技术和生产能力唯一的动力源泉；而对于追求工业化转型的后发国家而言，创新是使产品找到国际市场入口、形成竞争能力，以及扭转产业劣势为优势必不可少的手段。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创新分为科学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与制度的创新，后者暗示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相关制度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能够适应生产力变化的国际贸易模式就是最好的国际贸易模式。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应当更加包容地看待多元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
三、竞争优势视阈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生产力进步
一旦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遵循竞争优势发展的基本原则参与国际贸易，将可以扭转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比较优势理论导致的世界经济过度市场化现象与静态的国际分工格局，从而引导经济全球化迈向更包容、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推动世界生产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增长。因此，打破比较优势理论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的“桎梏”，在世界贸易中突出培育国家竞争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推动更多后发国家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结构转型，并以此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是突出强调创新发展的新理念，将更多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在世界市场竞争中通过持续的科学研究、技术改进与制度改革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增长的正和博弈，最终推动全球生产力的持续上升。
（一）包容性经济全球化新理念与竞争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外延式增长空间消耗殆尽以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推崇的“市场至上”观念与比较优势学说相结合形成的国际分工模式，对于推动全球价值创造能力的增长弊大于利。只有从全球层面调整生产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才能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持续发展。因此，突破比较优势的禁锢，进而寻求替代性理论，并依此指导实践重塑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转变，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迈上新台阶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不少国内学者也意识到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为此提出了基于竞争优势的包容性全球化新理念，其目的在于探索实现以内涵型增长为主的全球生产力发展新路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维系社会公平和市场公平，并将之与市场机制下资本积累的强大力量结合起来，让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惠及更多地区和人口。“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经济基础。施瓦布和戴维斯（2018）认为，正在酝酿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创新与生产方式变革对于创造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谢丹阳和程坤（2017）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推动包容性增长解决过去全球化中产生的分配不公问题，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平台建设、开放发展与超前转型。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全球化联系起来，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全球化是属于路径与理念的关系，前者对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成功实践将助力后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成为未来全球化的共同理念和发展方向（刘卫东等，2017；盛斌、靳晨鑫，2019；龚晓莺、陈健，2018）。总的来说，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技术创新以及共享发展红利等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关键词。
将竞争优势作为分析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理论进行重构，可以满足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这些要求。竞争优势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1985年出版的著作《竞争优势》中首先提出概念，一开始被他用来解释商业竞争中的企业兴衰。随后，于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正式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把竞争优势理论升华至国际经济学领域。不同于作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在扬弃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结合战后产业经济新特点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与比较优势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作为理论建构的前提，强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比较优势是静态和先天的优势，那么竞争优势则可以通过国家战略布局实现发展瓶颈的突破，竞争的领域也不一定要与先天禀赋所在的比较优势领域相一致，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尤其重要。在波特（2012）看来，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竞争优势，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参与国际贸易将有助于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竞争优势在中国受到关注始于中国加入WTO前夕，在对中国借国际贸易实现经济赶超的方式和路径所进行的讨论中，国内一些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比较优势学说所潜藏的理论陷阱，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当时的国际贸易现实背景，长期来看更符合中国实现后发经济赶超的方式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洪银兴，1997，2002；盛晓白，1998）。
因此，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强调在开放的环境中利用国际贸易获取资源，然后以此为基础，利用技术创新形成生产能力并塑造独有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在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多收益，实现可持续增长。同时，单个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竞争力的途径，借助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型为主向内涵型为主转变，从而迈向更加可持续和稳健的国家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但可以挣脱传统世界体系的“藩篱”，而且可以更好地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类似地，将视野放大到世界经济层面则可以带来全球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使国际贸易与投资超越零和博弈，达致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
（二）以竞争优势为目标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转型
1.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转型的启动路径问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后发国家实现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会在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快速攀升过程后，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转向内涵式发展，从而使自身和整个世界受益于发展转型的增长红利。“工业化”正是用来描述这种经济转型过程的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增密的过程。资本和技术稀缺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之前也必然长期存在。在开放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利用自身先天的资源禀赋与外部市场开展交换活动以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可以有效解决工业化生产要素绝对稀缺的问题。但是，“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案例表明这种积累方式存在缺陷，试图借此将本国制造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性地提高到现代制造业的世界平均水平，进而一步到位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并在某一环节占据一席之地的想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自然资源在国际市场上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相关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规模，或者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取决于世界总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一国先天的自然资源禀赋极为有利时，国家总是可以轻易通过市场机制从外部世界换取满足工业化资本积累需求的大量资源，但往往会诱发诸如“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现象，从而阻碍工业化转型；相反，当从外部获取的资源不足时，又难以将制造能力“整体”提升至现代工业水准，从市场竞争中获取足够利润，只能依靠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禀赋，对其持续输血才能维持勉强的生存，这种制造产业充斥“僵尸”企业的情况最终也将导致工业化进程走向失败。关于这一点，拉美国家的教训极其深刻。众所周知，拉美国家在20世纪通过实施大规模进口替代战略实现贸易国际化，结果工业化发展进程反而受阻，工业化发展遭遇失败的“滑铁卢”。
2.从竞争优势理论出发的解决方式。竞争优势的价值在于使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顺利完成“惊险的一跃”，从而打通扩大再生产的整个环节。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同样也是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制造业的产业资本一旦拥有自我增殖的能力，就可以从沦为“僵尸”的阴影之中摆脱出来，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直至完成转型。归根结底，达成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提高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的，从长期来看，只有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高才是竞争力的唯一来源。基于此，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应该放弃将整个工业部门一步到位的转型路径，而是采用“以点破面”的办法，围绕精心选定的制造业领域集中资源进行突破。通过快速提高本国在有潜力的细分产业领域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进而提升产业竞争能力，获取竞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以扩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来带动国家生产力的内涵式增长，达致“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竞争优势强化——技术和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正向循环，只有这样工业化转型的经济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林毅夫和张夏准曾对于国家“攀登发展阶梯”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是必须逐级而上，还是可以在产业政策帮助下适当跳过一些梯级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交流讨论。林毅夫在早年的比较优势理论上，提出反弹琵琶的理论；张夏准围绕二战后日本、韩国成功崛起，以及其他后发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剖析后，指出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道路在很多时候也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Lin & Chang，2009）。
3.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应用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工业化赶超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只要依靠市场规律的自发运转就可以发挥资源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实现增长，相较之下，竞争优势的塑造则更需要政府主动参与其中发挥作用。一些学者早已发现，政府在市场创造、市场协调以及使市场变得更为有效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文一，2016；罗德里克，2011）。如果国民经济中缺失了政府的角色，竞争优势的塑造会变得崎岖坎坷，工业化转型更无从谈起。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拦路虎”和“绊脚石”，只有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才能以较低的成本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跨过发展中的诸多障碍。Hart-Landsberg（2013）认为，经济全球化正进入后殖民时代，其发展方向更趋向于由资本家或私人巨头控制的自由市场。比较优势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经由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政策化并进行推广，是为了实现通过忽略社会成本来提高跨国公司利润的目的。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下，后发国家的政府需要作为一个整体以确保各自国内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市场，享受规模经济，获得稀缺的资源和技术。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这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配经济资源并集中支持特定产业领域提高竞争力，例如提高产业相关的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鼓励上下游企业紧密配合形成制造集群等；其次，维护市场秩序，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市场环境，鉴于市场环境的维护本身就需要成本，资源有限的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协调有限的资源，以开发区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提供较高水平的市场环境，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创造前置条件；最后，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需要政府持续推动改革进行协调。
（三）竞争与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
通过充分利用外部市场拥有的各种资源，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实现快速而显著地提高，从而加快实现工业化赶超，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然而，后发赶超只能适用于生产力进步的一段特殊时期，真正推动生产力水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还是创新（周文，2019）。这种创新不仅仅来自直接影响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科技创新，还包括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新。对于任何谋求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创新都是决定国际贸易中产业与国家竞争能力的最终决定因素。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动态转移的过程中，拥有更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使国家始终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持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而在更多的领域中保持领先，将成为国家发展永恒的追求。只有保持创新和竞争优势，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持续且统一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不断推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周文、李思思，2019）。
更多事例和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的更好有机结合是形成高水平创新能力并进而保障国家竞争优势的最优模式。而在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格局中，政府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被刻意弱化，使得市场化弊病无法得到有效的弥补，内在创新的动力被削弱，进而导致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实现难度加大。因此，面对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政府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纠正市场运转中形成的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避免过度市场化导致的发展陷阱，进而根据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推动实施制度保障举措，努力降低创新成本，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
1.短期来看，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打破固有商业利益格局与国际资本恶性竞争对产业技术创新的限制，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固有商业利益格局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抑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应用，其本质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会改变原有产业布局与利润分配格局，而非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良。政府的主动参与有助于克服利益既得者对变革的本能抵触，避免因“雪藏”甚至抵制特定技术开发而导致产业和国家失去竞争优势。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市场环境为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留下空间，为创新消除阻碍降低成本。最后是防范国际资本以恶性竞争的手段，人为地损害国内特定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致使创新成本提高。在本质上，这仍然是一种先发者对后来者的打压，只不过体现为外部国际势力对本国内部市场环境的干预。由于外部力量的构成更为复杂，应对这种干预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以更为灵活的政策手段消除其产生的风险与不利影响。
2.长期来看，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人力支持与制度保障。竞争优势离不开研发与创新，而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或高素质的劳动者。研究表明，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何庆丰等，2009），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创新出现的概率越大。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离不开教育的普及，事实证明，政府对公共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大力支持与财政投入，是降低全社会教育成本、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郭庆旺、贾俊雪，2009）。另一方面，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打通产学研创新通道方面，依靠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组织和分配比市场自发组织的效率更高。对美国创新体制的研究表明，政府在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中可以作为创新活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承担者，塑造和创造新的市场，引领私人企业的创新浪潮（马祖卡托、王中华，2017；贾根良，2017）。因此，不论是促进科学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和产业竞争力，还是构筑国家创新体系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研发领域刺激创新活动，产学研一体化始终需要政府扮演规划者的角色、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从整体上降低创新活动产生的损耗和成本。
3.构造与维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尤为需要发挥政府作用。首先，从制造业的发展规律来看，“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是制造业进步最主要的形式和动力源泉，因为“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工艺和技术，是属于那种无法形式化或公式化的实践性知识”，只能从生产过程中总结提炼并产生创新（文一，2016）。因此，制造业规模与活跃程度是保障制造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伴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导致制造业利润率趋于降低，将资本推向利润率更高的投机领域。由此，要维护制造业竞争优势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其次，政府保障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这是保障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物质基础。最后，政府在促进产业集聚和塑造完整工业体系正外部性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后者对于增强产业竞争力进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产业分工愈发精细化，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上下游企业的紧密配合。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当中，不同领域的企业盈利能力区别很大，其中不乏盈利能力差但正外部性很强的一些支持性产业。这些企业如果遵循市场规律从国内转移出去，所带来的外部性损失会削弱工业体系中其他产业的竞争优势。此时，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以产业政策和补贴予以支持，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收入的方式提高这类产业的盈利能力。扶持好和培育好这些企业，可以最大化提升国家竞争能力。
四、结语
2017年以来，“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究其根源，是过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过度市场化倾向与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低端锁定相结合，导致不平等的范围和程度日益加深，持续破坏了世界各国利用内涵型增长模式实现创新的内在动力，从而降低了全球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伴随这种现象的不断扩散并不断强化，在世界市场原有的发展空间日益缩小的背景下，离岸与外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流行趋势，从而导致经济“脱实向虚”，既无力更好实现新动能转换，也难以扭转增速不断下滑的“颓势”。强调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进而促进技术与组织形式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并使世界生产力水平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维持甚至超越以往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市场上创造更多价值，推动全球经济向更高质量、更加可持续发展迈进。
事实上，美国早已深知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竞争优势概念的提出者迈克尔·波特就曾服务于里根政府。但是在保持自身国家竞争优势的方式和手段上，美国已经逐渐偏离正常轨道，不再依靠科学研发与技术创新来保持更高的生产效率，进而保持竞争优势，而是企图通过削弱竞争对手乃至整个世界其他国家整体的竞争能力来维持自身优势。特别是在2016年，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当选美国总统后，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美国“霸凌”手段频出，到处挑起摩擦与争端，试图以一种“我生病，你吃药”的办法，在自身经济衰退的时候将整个世界经济一同拉下水，从而借此保持自身的经济霸权与产业优势。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不断实现超越，理所当然让美国感受到挑战和“威胁”。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持续发展，不仅惠及了14亿中国人民，也为增加全球民众福祉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然而美国为了达到在与中国的经贸纠纷中获得主动权的目的，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于2017年向WTO正式提交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要求。在随后的时间中，美国还借由“汇率操纵国”“盗窃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歪曲事实的话语，对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行单方面干涉，甚至主动挑起贸易摩擦意图直接打击中国经济。不仅如此，美国还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抹黑“一带一路”倡议，并宣传中国通信产品具有安全风险，借助国家影响力和公信力阻挠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正常业务，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来掐断产业链，打乱全球经济正常运行秩序，这种损人不利己的逆全球化潮流，不仅对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损害也极大。
从人类文明存续与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缺乏正义性的，是典型的新帝国主义“话语霸权”。发展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为了避免“复活节岛”的历史悲剧在全球范围重演，必须要打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局限性对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这既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实现路径，也是缓解世界不平等问题、解除后发国家的低端锁定状态，以及扭转各国过度市场化倾向的出路所在。因此，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作为指导国家发展和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不仅有利于帮助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更有助于克服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负面因素。